法国大革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似乎都耳熟能详：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的转折点。网球场宣誓、攻占巴士底狱、1792年8月革命、处死国王、雅各宾专政……，诸多或令人豪情悲壮、或令人扼腕叹息、或令人拍手称快的事件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画卷。然而，这种解释自60年代以来在西方遭到了一些右翼史学家的质疑和挑战。最先发难的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此后，许多英美史学家纷纷步其后尘，遂在西方形成了一股汹涌的修正潮流。80年代之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解释几近崩溃，修正派对法国革命的解释在西方占据了正统的地位。由于修正史学是对正统史学的反动，故而长期以来在国内对之鲜有介绍。这种保守封闭的心态、这种在学术研究中掺入过多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现象，不仅禁锢了我们的思维、也妨碍了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反思。
在研习法国革命史的过程中，首先促使我对国内外国史方面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反思。建国40余年来太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掺入了学术活动之中，史学研究及其历史教科书的撰写走了一条程式化的简单僵化的道路。整个历史被套在一个看似宏大科学实则偏狭主观的框架之内，把丰富多彩、内涵深厚的历史变成了无血无肉的骨架。可悲的是，这样的历史，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成为我们知识和思维的一部分，囿限了我们的视野，泯灭了我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精神。
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是传播智慧与涵养的学问，它是我们运用现在可以得到的资料，重构出一种为人接受和理解的关于过去的解说。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研究对象的选择、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根据史料做出的解释，都需要发挥个人的能动性，需要“个人性”的积极参与。人文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中的“个人性”。但现在我们的许多研究论文和历史教科书，往往流于空洞的陈词滥调，缺乏足够的资料证据和精细的论证，看上去颇象面目严肃的官方文件。它们把我们的思维和视野限制在狭小的空间里，把许多思想正在发育成长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塑成思想指向一维化的单面人。更为可悲的是，这种一维化的思想，正是专制主义赖以滋生和存在的温床。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党政时期，也正是罗伯斯比尔等人道德至上的一维化思想，导致了血腥的大恐怖统治。
其次，我感到疑惑的是，法国革命这个持续短短十年的政治事件，就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为近代世界开辟出一个杰出的模式吗？这种解释背后的主要根据又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否认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然而，革命大都带有暴风骤雨般的暴力行动，因此打断了和平建设的进程，也对原有的社会积累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法国革命中，内战外战对外贸、金融、工业、农业经济的破坏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被提到。而且，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个与革命前迥然不同的法国吗？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注意到了法国革命前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近来的研究表明，法国革命不仅没有促进法国经济的发展，而且阻碍了法国经济的发展。法国革命在政治上没有为法国确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法国在此后的100年中一直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努力。法国革命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在创立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方面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革命中法国的小农制非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那么，法国革命难道就没有意义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它没有意义，也就不会成为历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了。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呢？按照最近的一种研究结论，法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是给近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影响至深至远的政治文化。它所确立的毋宁是“民主共和主义的动员潜能”和“革命演变的惊人强度”，它给后世留下的最显著遗产是“民族新生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和共和主义的礼仪”，以及“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警察国家”等这一类政治方面的术语、习惯、观念模式和行为样式。这套革命模式对19、20世纪的世界革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对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对中国近现代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已经引起国内个别学者的注意）。
传统史学（从马迪厄—勒费弗尔—索布尔）对法国革命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理论上的逻辑推断。他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辨证转化的概念（大家熟知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因为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现代世界的开端，所以法国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辨证时刻；既然如此，那么危机必然是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抗拒的封建贵族之间的冲突；既然如此，那么就无须验证实际的阶级结构是否与这种辨证模式相符。后来的英美经验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十八世纪的法国封建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尚未到来之前也不存在，因此，他们的这种解释与历史的真相不符：没有封建主义，反封建从何反起？没有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如何是资产阶级革命呢？因此，法国革命修正派鼻祖科本在批评杰出的法国革命史学家勒费弗尔等人时说，他们在研究法国革命史时之所以用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能够提供给他们研究的框架，而且能够提供给他们结论。
真实的历史进程纷乱复杂，某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和手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囿于其中不能自拔，更不能因为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强加于我们的头上，让我们只能沿着这条路子思考。在研习法国革命史的过程中，科本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哲学犹如探照灯之光柱，洞穿有记载之历史的晦暗，甚而提高对未有记载之历史的认识。它给予我们这样一个错觉，即，我们正沿着人类到达目前这种不稳定地步所走过的道路回顾，并且认为无意识的力量和有意识的意志决定着人类发展的道路。但实际上，这种决定来自于我们自身，它取决于我们探视过去的光的投射方式，如果稍微变动一下角度，光柱可能在雾霭中迷失，或一幅新的图景进入清晰的光线之中，而一个已被公认的理论便寿终正寝。”
